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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携世界文明走向未来
发布时间:2022-05-24        
 

   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了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Summers)的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一个中国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毫无疑问,这里关于差距的描述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作者并无夸大之心,更没有妖魔化中国之心。当今中国和那时的西欧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处在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时期,而中国因为承接了更多的近代文明成果,奔跑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人。然而,中国转型的终点并没有到来,我们能否线年前的欧洲人,也许还要一个30年再做分辨。但从以往走过的路看,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好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路。为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究竟承接了世界文明什么样的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和平崛起”?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究竟有了什么样最重要的变化,以至这种变化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积极条件?在这条路上,我们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人类普世价值在实践上主要是两个互相渗透的制度体系,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家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改革的目标指向实际上是这两个制度的复合体。之于市场经济,我们不仅接受了世界通行的自由贸易规则,还成了影响世界市场的贸易大国;之于社会主义,我们将赋予其灵魂的民主政治理念。以远低于西方成本来学习并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既是人类文明扩张带给我们的运气,更是历史的必然。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化,但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社会正日益走向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集中控制,严格地说,曾经的“命令经济系统”也并不是计划经济。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社会也有冲突,但“公”总是对的,“私”总是错的。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高度紧张下的控制与服从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也必然产生效率的损失。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而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近几年,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地方政治中不时涌现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2004年,江西省的官员在当地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河北的一位县委书记在村级村民代表会议上搞制度创新试验,湖南等省正在加紧村级组织的“党政合一”试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在中央指示下发生的。此外,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在迅速成长壮大。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在农村社会领域财力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也正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采取多种“反哺”农村的措施,使农村干部的社会角色在农民心里有了一定转变,干群关系的改善有了新的基础;其次,国家在农村投入的增加使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有了良好开端,农民开始享受到初步的国家公共服务,由此开始确立农民平等的公民地位;第三,农村社会的开放还导致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大大突破了村庄范围,农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转向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由此产生了对民主法治的强烈需求,从而要求政府服务方式的转变变得更为迫切;第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农民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最后,农业生产力的迅速进步使农民在更深的程度上卷入了市场化过程,农村社会的开放度大大增加,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积极变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2020香港买马生肖图32期,当然,对旧秩序冲击的力量最大莫过于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管辖,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要说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莫过于这个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表明,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分化同时加强了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程度的提高则会增强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间的信息传播成本会大大降低,并引起组织间的谈判对话成本的降低,使组织间的冲突更容易得到调节,对立容易达成妥协。在这个条件下,国家权威更容易中立,而国家权威越是中立,越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也越容易和谐。香港期期发345445.ccm!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以后,社会更容易产生立场温和的领袖,使全社会形成容易对线; 如何使改革的风险最小化?

  我们的改革成功是初步的,但所有未来的改革都更需要有精心的安排,以化解改革的潜在风险。支撑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首先是要素市场的自由竞争,按这个要求我们的市场经济还远不够自由。资本市场由少数国有部门垄断控制的格局尚未打破,资本流动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土地所有权制度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低效率的制度,土地产权市场不存在,而土地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不能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我国土地资源浪费惊人;劳动力市场也被户籍制度所分割,以致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受制于微观经济缺陷,大大降低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建立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必须从要素市场的更加自由化入手。在社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的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家政策调整在某些方面的滞后,农村社会领域仍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首先,农村土地制度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土地流转和土地征用中发生的利益摩擦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对建设农村和谐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次,农民收入水平在总体上仍大大低于城市水平,农村社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身对公共品的需求,致使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城市。第三,在城市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一些村庄还明显地走向衰落,这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的活力,也给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改革提出了挑战。这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将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的要义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选择迈向人类文明的具体道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社会风险比较小的改革道路。在改革的若干主要目标中,惟民主政治的建设会对全社会的利益关系的平衡产生重大的持续性影响。作为先决的历史条件,我们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地方分权体制和产权制度都将对民主政治的实施后果产生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配悬殊状况以及国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会影响我们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水平;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更会给我们的民主政治推进过程带来变数。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要权衡各种因素,统筹社会利益关系,安排好改革程序,把握好改革节奏。改革的后果,是否有不能或暂时不能突破的底线?自然是有的。在这里,我们说的底线是改革主导者所把握的底线,而不是其他利益集团所认可的底线。改革不夭折、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对抗、政权可持续,才是改革主导者愿意接受的底线。在这些底线之上,才谈得上改革取得何种成绩。今后必须实行的改革举措可以按照风险大小的次序排列如下。(一)通过调整劳资关系、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二)通过法制化的途径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满足效率、稳定和公正要求的地方管理体制。(三)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如果上述第一方面改革不到位,可能滋生激进平民主义政治力量;如果上述第二方面改革不到位,可能滋生利用民主政治裂土为邦的激进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所以,一定要在前述两方面改革取得相当成绩以后,方可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好在是发展民主政治的措施可以包括许内容,其中并非每一个措施都充满了风险。这些措施也可以按照实施后果的风险大小排序:(1)缩小公权范围,保护和扩大私人权利。(2)区别政务员和公务员,发育职业政治家(政务员)队伍,稳定公务员队伍。(3)全方位地建立预防和惩治官场、职场腐败的制度,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效率。(4)大力提高全社会的组织程度,广泛发展各类民间组织。(5)逐步发展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在本文所提及的各种改革中,此项改革最具有风险性。所有其他改革可以为此项改革的推出逐步创造条件,这个过程乐观估计也需要20年左右。贸然突进这项改革,前述“改革不夭折、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对抗、政权可持续”四项改革的底线将难以坚守;不去创造条件为这项改革建立基础,则改革是短视的、没有前景的。